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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論壇網·國家治理網> 前沿理論> 正文

    消費與投資良性循環實現路徑探究

    摘 要:消費和投資的辯證關系是歷久彌新的經濟問題。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理解有潛能的消費、有效益的投資及其二者相互促進、良性循環的內在邏輯,找準其良性循環的關鍵路徑,對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戰略意義。

    關鍵詞:居民消費 有效益投資 高質量發展 良性循環 結構優化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消費與投資良性循環的內在邏輯

    理論邏輯

    消費始終是人類社會生產與生活的基礎和核心,而投資則是推動消費增長和滿足人們多樣化需求的重要手段。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作為經濟學中的經典議題,對于理解經濟運行規律和優化資源配置具有重要意義。

    馬克思主義理論從三個維度闡釋了二者的關系:從社會再生產角度,消費既是單次循環的終點和目的,又是連續不斷循環承上啟下的關節點,它決定社會再生產能否順利實現;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提出消費是社會發展的指示器和測量器;從哲學維度明確消費是奠定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物質基礎的基本手段。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闡明了投資既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也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動力。資本家對超額剩余價值和超額利潤的追逐,導致了部門內部、部門之間的投資競爭,這種競爭進一步導致投資增長與企業制度創新的相互促進。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其1841年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深入闡述了“政治經濟只能是國民經濟”的觀點,并強調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均衡與協同發展的重要性。這一理念為后來的經濟學理論,特別是關于內需驅動和良性經濟循環的理論,提供了深遠的思想基礎。

    華爾特·惠特曼·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于1960年至1971年期間提出的“經濟成長六階段理論”詳細闡述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根據該理論,傳統社會階段、準備起飛階段、起飛階段以及走向成熟階段這四個階段中,投資率呈現出較高的水平。同時,投資方向逐漸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而在進入高額群眾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后,消費率則逐步上升,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

    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中國共產黨一貫重視消費與投資的辯證關系,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上,逐漸認識到消費是經濟發展的目的和動力,對經濟增長和發展起基礎性作用;認識到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促進經濟結構調整起關鍵性作用,從而形成了提高投資質量和效益,合理擴大有效投資的消費-投資相互促進的理論。

    理論界在投資主導(Harroa,1939;Domar,1946)還是消費主導(Sismondi,1819;J.M.keynes,1936;Kuznets,1955)上盡管還有不同見解。但基本共識是大國經濟內需為主導、內部可循環,保持最優消費率(Edmund.S.Phelps,1961),實現消費、投資、凈出口均衡協調,是經濟長期穩定、可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Ramser,1928;Cass,1965;Koopmans,1965)。理論邏輯上,消費和投資作為經濟增長的內驅力是國內需求的兩輪。消費是最終需求、經濟循環的終點,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對經濟起基礎性作用;投資是中間需求,在經濟循環中從供、需兩端發力對經濟增長起關鍵作用。從作用方式看,消費是增長的“穩定器”“長效藥”,它始終是經濟增長最良性、最持久、最根本的動力。投資則是促進技術進步的主要因素,是增長的“強心針”“速效藥”,在經濟疲軟、乏力時,能快速帶動增長,但它只是中間動力,能否真正帶動經濟增長,取決于最終消費對投資的消化吸收能力。

    實踐邏輯

    縱觀世界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歷史軌跡,我們可以清晰地認識到,經濟增長的來源并非單一地依賴于某個特定要素的投入。相反,它是一個多元化、復合性的過程,受到眾多因素的共同影響與推動。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單獨依賴投資、消費或出口來推動經濟增長,各國需要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靈活選擇以消費為主導、投資為主導或出口為主導的不同增長模式。

    1865年至1895年,美國在經歷了南北戰爭后至美西戰爭前的時期,以內需為主導的“內循環”經濟模式成為主流。這一戰略決策使得美國在短短120年內躋身世界強國之列。同樣地,20世紀80年代,日本成功地從“貿易立國”轉向“技術立國”,其經濟政策也轉變為以內循環為主、外循環為輔的模式。為了鼓勵個人消費和投資,日本實施了“減稅降費”政策,有效擴大了國內需求,從而實現了經濟的迅速崛起。

    中國也經歷了類似的經濟發展歷程。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采取了高積累低消費的“重投資輕消費”策略。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這一策略逐漸轉變為“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平衡發展模式。進入新時代,中國又進一步形成了“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進一步推動了經濟的健康與可持續發展。

    各國實踐顯示,消費驅動型是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主要經濟增長模式;投資驅動型是傳統計劃體制國家的趕超型、發展型經濟增長模式;出口驅動型是中小國家為加速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后發外生型”經濟增長模式。三者孰優孰劣,實難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把內需作為一個磁鐵,吸引天下各國與之相關聯以奠定國家強大基礎是發達國家的經驗。以內需為主導、內部可循環,投資與消費相互促進則是大國經濟的特征。

    政策邏輯

    梳理中國經濟政策發現,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需求政策以1998年為分界,在1978年至1998年期間,我國實施的是“外向型發展戰略”,其特點在于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大進大出”。自1998年起,我國逐步轉向了一種以內需為主導的戰略方針,即“擴大內需”。黨中央始終高度關注并調整投資與消費之間的關系(見表1),以實現經濟的穩健發展。這種政策邏輯在應對多次經濟危機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例如,我國成功應對了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沖擊。這些成功的背后,是我國持續優化政策舉措,充分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的重要體現。

    現實邏輯

    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及巨大潛力、經濟運行內需不足的主要矛盾是“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的現實邏輯。

    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及巨大潛力:多項數據顯示,中國不僅具有供求多元、創新活躍、拉動力強的超大規模內需市場,而且優勢獨特、潛力巨大。首先,在全球經濟下行壓力下,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具有經濟穩定、經濟自立、經濟活力、經濟競爭等無可比擬的獨特優勢;其次,中國內需市場潛力巨大,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國的居民消費率還有15個左右百分點的提高空間;未來二三十年,“老齡經濟”和“備老經濟”將催生潛力巨大的銀發經濟,其市場規模預計將由2023年的7萬億元分別達到2025年的10萬億、2035年的30萬億、2050年的50萬億元。據《中國老齡產業發展報告》預測,到2050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消費潛力將增長至106萬億元左右,占GDP的比例將增長至33%,中國成為全球老齡產業市場潛力最大的國家。同時,綠色消費、數字消費、體育消費、品質消費、服務消費都是潛力巨大的市場。超大規模、優勢獨特、潛力巨大的市場對于不斷增強我國經濟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經驗證明,大國經濟必須有強大而有韌性的國民經濟循環體系,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經過持續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政策效果與相關數據均表明,中國經濟已逐漸轉向以內循環為主的發展模式。從數據上看,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已從2006年的峰值66.5%下降至2023年的33.31%,而凈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從2006年的35.3%降至2023年的18.86%。這充分說明,目前已有81.14%的國民經濟活動在國內市場內部實現循環。進一步地,2023年,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提升至111.4%,其中消費和投資分別貢獻了82.5%和28.9%。這些數據充分證明,內需已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總體回升向好的重要“助推器”和“穩定劑”。

    中國經濟在體量、人均GDP和服務業占比等方面的穩步提升,將進一步推動國內循環比重極大提高。隨著這一趨勢的延續,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巨大市場潛力將持續引領經濟穩健發展,確保經濟行穩致遠,實現持續穩定增長。

    中國經濟運行面臨的主要矛盾的邏輯:經濟運行錯綜復雜,尤其是在云譎波詭以及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迭出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大國經濟發展除了要直面外部嚴峻復雜形勢造成的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還必須從戰略全局出發,抓主要矛盾,抓住重大關鍵環節,綱舉目張找到關鍵“鑰匙”。當前,我國的發展仍面臨若干挑戰與困難,具體表現為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以及潛在風險等問題,國內大循環亦存在梗阻之處??傮w來看,總需求不足,特別是內需不足,已成為當前經濟運行中的核心矛盾。因此,我們必須全面且準確地理解消費與投資之間的相互關系,積極擴大具有潛力和效益的內需,以構建消費與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機制。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立足于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充分考慮了超大市場規模所帶來的優勢和潛力,將內需的地位從“基本動力”提升為“主動力”,并用“有潛能”“有效益”兩個定語來進一步強調內需的潛力和效益。同時,會議還通過“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兩個關系,凸顯了內需在國內大循環中的拉動、牽引、開拓作用,明確內需是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

    消費與投資良性循環的邏輯鏈條

    著力擴大國內需求,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必須全面準確認識消費和投資的關系,把握二者良性循環的邏輯鏈條(見圖1)。